壹.前言：
本名賴河，另有懶雲、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等的筆名，並具備詩人、小說家等等的身分，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先覺者 。
貳.內容：
一.貢獻：
賴和將愛國的情操,訴諸筆墨,以「黑血代替紅血革命」,讓身處於日本殖民時代的人,可以得到心靈上的慰藉。
二.文學思想：
(一)殖民地下的台灣知識份子：「既是民族矛盾又是階級對立」。
(二)賴和接受史與台灣文學史書寫： 「殖民與反殖民」的認同體制。
(三)賴和漢詩的文化與時代意涵：「階段性」的思想演變。
(四)賴和的文學論述 、文化論述與反殖民實踐：與時代一同前進的人,受「現代教育」薰陶。
(五)賴和小說與台灣反殖民文學傳統的建立：「形式的意識形態」、「對話性」 、 「權力關係」。
(六)論賴和的新詩與散文：強烈現實主義精神。
(七)賴和文學的思想特質：本土思想的深刻意義。
参.結論：
「台灣人在台灣政治命運上所負荷的沉重十字架,他以一個無術可遁逃的作家心情,自己一個人承擔起來,替我們寫下了精神的糧食,他和其他人不一樣,他以台灣人的苦惱為自己苦惱,而生存下去,這是他作品中的歷史意義。
2007年7月19日 星期四
2007年7月5日 星期四
大眾媒介與社會：台灣媒體羶色腥的問題
＜摘要＞
台灣為資本主義的社會體制,媒體依循的自然是以市場導向為原則,並非是以社會導向為原則,各家媒體為了生存,爭取閱聽人的支持,只好譁眾取寵,以獲得優渥的廣告利潤,然而卻犧牲了媒體身為第四權監督社會的功能。
台灣近年的媒體文化似乎與美國十八世紀盛行一時的黃色新聞有異曲同工之妙,受到這股黃潮的影響,我國的媒體可以說是亂象叢生,甚至有學者提出媒體是社會的亂源之一,重新讓人開始正視這樣的問題。
陳勝鴻與潘彥妃的緋聞在媒體的版面上停留之久,受到各家媒體競相追逐,這段期間受到諸多撻伐,究竟新聞媒體的責任為何,又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樣的議題又再次的浮出了檯面!
＜關鍵字＞
公私領域
使用與滿足理論
媒體公器
市場新聞學
新聞自由
專業
＜本文大綱＞
壹.影響：
一公私領域：
此一事件突顯的是新聞媒體為何在新聞選取時,報導的卻是與大眾利益毫無關係的事件,卻是針對名人隱私的部分,詳細報導,似乎是窄化了媒體的功能,也讓閱聽人感到厭煩,然而媒體文本內容的偏頗,證明了他們對於公與私的領域沒有概念,或者是說這樣才有爆點,最後讓台灣的媒體總是對焦在私領域的部分。
二.閱聽人：
台灣資訊高速公路的發展已經成熟,閱聽人接收訊息的管道已經趨向多元,傳播學者Katz提出的使用與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認為閱聽人會藉由接近使用媒體,而達到內心的滿足,此一行為是基於達到個人心理與社會的兩個層面,我們都知道一個巴掌拍不響的道理,台灣媒體的羶色腥文化,我們的閱聽人也難辭其咎!
三.媒體公器：
傳播學者Schramm認為傳播的功能是在於,守望、決策 、教育等等的面向,遺憾的是我們的媒體已經失去了這樣的功能,甚至反其道而行,陳、潘的緋聞事件,竟然可以在各大媒體成為頭條,在在證明了我們台灣的媒體缺乏深度,媒體充其量只是娛樂的工具,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四.市場新聞學：
此類新聞報導的原則是一切以市場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若與新聞事業理念有所相違時,會以公眾利益作為取捨的根據,而J H McManus指出此一現象帶給新聞界有六大衝擊,分別如下:
(一)由消費者決定新聞的品質與價值,而非生產者與政府。
(二)要對消費者做出回應,所以讓這樣的文本變本加厲。
(三)自我修正。
(四)不追求卓越的動機,而是以利益為準,所以很難有所作為。
(五)令社會資源做有效分配。
(六)加深選擇的自由度。
貳.分析
陳、潘的緋聞事件從爆發到落幕,媒體報導的內容似乎沒有一個確定的版本,有的是加油添醋,有的是空穴來風,難道媒體為了達到好的效果,去吸引閱聽人,新聞就真的可以當作商品,自問自答嗎?筆者提出以下見解：
一.新聞自由的流弊 :
美國伊利諾大學傳播學院Peterson,認為自由報業演變的結果,已經產生了許多的弊端,例如報業所有權的集中,讓意見自由市場受到相當程度的威脅,即便有反對羶色腥報導文本的媒體,也會因為市場居多是這類的型態,而漸漸被潛移默化,主要是為了合乎大眾的口味!
二.言論自由的濫觴：
新聞媒體言論自由的無限上岡,通常造成的是個人權力,社會利益,國家安全的損害,例如發行人指宣傳自己的意見,特別是有關政治、經濟的問題,通常是以自己的意見去壓倒反對的意見。
三經濟觀點的考量：
報業早已屈服於龐大的工商業,廣告客戶已經控制了編輯政策以及言論的內容,使得原本從事此項事業的人很難觸碰,漸漸的被外行人所把持,自然不懂新聞的倫理與道德,而只是以經濟的利益為最原始的訴求。
四.新聞事業的專業：
西元１９８０年,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院院長Dr, Walter Williams首定記者信條八條(The journalist's Greed)內容強調的是新聞事業韋神聖的專業,為公眾所信託,新聞應正當,評論應公正;記者應莊重,獨立,並且時時為讀者、社會、國家利益與世界和平所著想,然而現今台灣的媒體專業仍有待加強。
參.結論
一.閱聽人自省：
閱聽人在未來必須要自我檢討,為何現今台灣媒體的文化會演變為現在的風氣,是不是自己所導致的,因為我們愛看什麼,他們就給我們什麼,接著考慮是不是需要建立全民新聞的教育,讓閱聽人也能有基礎的傳播知識,不在被讓媒體牽著鼻子走,真正的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什麼。
二.媒體改造 :
台灣近年來湧現眾多的媒體改造運動,大致上是為了重建新聞倫理的觀念,以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所提出的新聞倫理公約為例,但是卻因為目前台灣的學院傳播教育和媒體資本家、主管,大多為囿限於「守門人」的專業理念,相對的,「鼓吹者」的專業意理仍然受到主流媒體的沉重壓制,或新聞評估者的自我設限,最後導致新聞工作者很難主動承擔理應兼負的社會責任,媒體改革的路還很長,有賴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三.公民新聞學：
亦即是與公民有關的新聞報導為其主軸,提倡的是一個公共領域的概念,不在以侵犯他人隱私的新聞報導為主,而台灣媒體的名人現象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即便是有其新聞價值,但也要拿捏適中,不該一股腦的報導,反而忽略了大眾接近使用媒體的權力!
＜心得＞
台灣媒體在市場導向的環境裡,為了求得生存,自然必須要獲得閱聽人的支持,以獲得優渥的廣告費,所以會趨向以嗜血導向的新聞文本為主題型態,本來就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若非得要以他人隱私作為賣點,對於那些志願性與非志願性的公眾人物來說,也未免太不公平了,筆者期盼未來媒體可以在良性的競爭原則下,互相比較,才是上策!
＜參考文獻＞
一.翁秀琪《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１９９２, 三民出版社
二.彭懷恩《傳播理論》,２００３,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
三.周慶祥、方怡文《新聞採訪寫作》,２００３,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灣為資本主義的社會體制,媒體依循的自然是以市場導向為原則,並非是以社會導向為原則,各家媒體為了生存,爭取閱聽人的支持,只好譁眾取寵,以獲得優渥的廣告利潤,然而卻犧牲了媒體身為第四權監督社會的功能。
台灣近年的媒體文化似乎與美國十八世紀盛行一時的黃色新聞有異曲同工之妙,受到這股黃潮的影響,我國的媒體可以說是亂象叢生,甚至有學者提出媒體是社會的亂源之一,重新讓人開始正視這樣的問題。
陳勝鴻與潘彥妃的緋聞在媒體的版面上停留之久,受到各家媒體競相追逐,這段期間受到諸多撻伐,究竟新聞媒體的責任為何,又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樣的議題又再次的浮出了檯面!
＜關鍵字＞
公私領域
使用與滿足理論
媒體公器
市場新聞學
新聞自由
專業
＜本文大綱＞
壹.影響：
一公私領域：
此一事件突顯的是新聞媒體為何在新聞選取時,報導的卻是與大眾利益毫無關係的事件,卻是針對名人隱私的部分,詳細報導,似乎是窄化了媒體的功能,也讓閱聽人感到厭煩,然而媒體文本內容的偏頗,證明了他們對於公與私的領域沒有概念,或者是說這樣才有爆點,最後讓台灣的媒體總是對焦在私領域的部分。
二.閱聽人：
台灣資訊高速公路的發展已經成熟,閱聽人接收訊息的管道已經趨向多元,傳播學者Katz提出的使用與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認為閱聽人會藉由接近使用媒體,而達到內心的滿足,此一行為是基於達到個人心理與社會的兩個層面,我們都知道一個巴掌拍不響的道理,台灣媒體的羶色腥文化,我們的閱聽人也難辭其咎!
三.媒體公器：
傳播學者Schramm認為傳播的功能是在於,守望、決策 、教育等等的面向,遺憾的是我們的媒體已經失去了這樣的功能,甚至反其道而行,陳、潘的緋聞事件,竟然可以在各大媒體成為頭條,在在證明了我們台灣的媒體缺乏深度,媒體充其量只是娛樂的工具,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四.市場新聞學：
此類新聞報導的原則是一切以市場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若與新聞事業理念有所相違時,會以公眾利益作為取捨的根據,而J H McManus指出此一現象帶給新聞界有六大衝擊,分別如下:
(一)由消費者決定新聞的品質與價值,而非生產者與政府。
(二)要對消費者做出回應,所以讓這樣的文本變本加厲。
(三)自我修正。
(四)不追求卓越的動機,而是以利益為準,所以很難有所作為。
(五)令社會資源做有效分配。
(六)加深選擇的自由度。
貳.分析
陳、潘的緋聞事件從爆發到落幕,媒體報導的內容似乎沒有一個確定的版本,有的是加油添醋,有的是空穴來風,難道媒體為了達到好的效果,去吸引閱聽人,新聞就真的可以當作商品,自問自答嗎?筆者提出以下見解：
一.新聞自由的流弊 :
美國伊利諾大學傳播學院Peterson,認為自由報業演變的結果,已經產生了許多的弊端,例如報業所有權的集中,讓意見自由市場受到相當程度的威脅,即便有反對羶色腥報導文本的媒體,也會因為市場居多是這類的型態,而漸漸被潛移默化,主要是為了合乎大眾的口味!
二.言論自由的濫觴：
新聞媒體言論自由的無限上岡,通常造成的是個人權力,社會利益,國家安全的損害,例如發行人指宣傳自己的意見,特別是有關政治、經濟的問題,通常是以自己的意見去壓倒反對的意見。
三經濟觀點的考量：
報業早已屈服於龐大的工商業,廣告客戶已經控制了編輯政策以及言論的內容,使得原本從事此項事業的人很難觸碰,漸漸的被外行人所把持,自然不懂新聞的倫理與道德,而只是以經濟的利益為最原始的訴求。
四.新聞事業的專業：
西元１９８０年,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院院長Dr, Walter Williams首定記者信條八條(The journalist's Greed)內容強調的是新聞事業韋神聖的專業,為公眾所信託,新聞應正當,評論應公正;記者應莊重,獨立,並且時時為讀者、社會、國家利益與世界和平所著想,然而現今台灣的媒體專業仍有待加強。
參.結論
一.閱聽人自省：
閱聽人在未來必須要自我檢討,為何現今台灣媒體的文化會演變為現在的風氣,是不是自己所導致的,因為我們愛看什麼,他們就給我們什麼,接著考慮是不是需要建立全民新聞的教育,讓閱聽人也能有基礎的傳播知識,不在被讓媒體牽著鼻子走,真正的了解自己需要的是什麼。
二.媒體改造 :
台灣近年來湧現眾多的媒體改造運動,大致上是為了重建新聞倫理的觀念,以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所提出的新聞倫理公約為例,但是卻因為目前台灣的學院傳播教育和媒體資本家、主管,大多為囿限於「守門人」的專業理念,相對的,「鼓吹者」的專業意理仍然受到主流媒體的沉重壓制,或新聞評估者的自我設限,最後導致新聞工作者很難主動承擔理應兼負的社會責任,媒體改革的路還很長,有賴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三.公民新聞學：
亦即是與公民有關的新聞報導為其主軸,提倡的是一個公共領域的概念,不在以侵犯他人隱私的新聞報導為主,而台灣媒體的名人現象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即便是有其新聞價值,但也要拿捏適中,不該一股腦的報導,反而忽略了大眾接近使用媒體的權力!
＜心得＞
台灣媒體在市場導向的環境裡,為了求得生存,自然必須要獲得閱聽人的支持,以獲得優渥的廣告費,所以會趨向以嗜血導向的新聞文本為主題型態,本來就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若非得要以他人隱私作為賣點,對於那些志願性與非志願性的公眾人物來說,也未免太不公平了,筆者期盼未來媒體可以在良性的競爭原則下,互相比較,才是上策!
＜參考文獻＞
一.翁秀琪《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１９９２, 三民出版社
二.彭懷恩《傳播理論》,２００３,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
三.周慶祥、方怡文《新聞採訪寫作》,２００３,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7年7月4日 星期三
大眾媒介與社會：台灣媒體報導社會新聞的問題
＜摘要＞
台灣媒體報導社會新聞在近幾年裡引發了各界相當大的爭議,藝人倪敏然的自殺新聞,從發生到結束整整在媒體的版面上炒了一個月之久不曾停過,隨後也帶起了一股自殺風潮,媒體究竟是不是扮演著自殺行為的催迫者,或者媒體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關鍵字＞
涵化理論
同理心
圖爾幹效應
世界衛生組織
文化變遷
心理衛生服務資源
＜內容＞
壹.影響：
筆者認為新聞媒體在這次的自殺報導上,的確有不當之處,影響的層面分析如下：
一. 閱聽人：
台灣媒體的躁進情形相當嚴重,倪敏然的事件爆發以後,各種人云亦云的報導,接踵而來,缺乏深度的報導,只會以大篇幅或接力式的方式報導,使得閱聽人在無形之中容易與現實生活相互共鳴,而產生了一股煙囪效應,傳播學者Gerbner所提出的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對於電視效果的研究,認為電視取代了人們的人們其他的活動,成為資訊、觀念、意識的主要來源,經由電視灌輸了一套共同的世界觀、角色認同與價值體系,而以研究證實了電視對於閱聽人的確有潛移默化之效。
二.媒體：
新聞媒體在這次的新聞報導上過度把自殺的動機給合理化了,甚至又把自殺的整個過程巨細靡遺的報導出來,不但沒有正面的教育意義,反而給人有仿效的機會,不斷的揣測自殺的動機、原因、過程不但對於死者不敬,也傷害了自殺家屬的心,媒體缺乏同理心的報導原則,也造成了二度的傷害!
三.社會：
世界上各國對於自殺行為都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中國就會被認為是不忠不義的行為,但是在日本卻是把自殺行為給美化了(武士道精神),而這些文化的不同,卻也影響著社會層面,但是要如何遏止自殺的風氣,也許是花再多的社會成本也換不來的吧！
四.圖爾幹效應：
筆者將以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著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作為討論,本書描述一個相當優秀的青年的悲觀經歷,藝術性的揭露了當時社會的腐敗現象及弊病根源,同時也表達了年輕人嚮往的愛情以及追求美好的生活.,書中主角只有維特和綠蒂兩人;全書以維持不幸的戀愛經驗,最後因為綠蒂有了未婚夫,最後維特選擇了自殺的方式了結一生,從少年維特的煩惱中,我們看到了自殺行為的演譯方式,與他整個心路歷程,而這本書把自殺的行為給合理化,強調人失意時,會痛苦,會墮落,會找不到人生方向,最後解決的方式就是自殺.,這本書確實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貳.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媒體在報導各類新聞時,已經可以主導了各種社會現象,不論是有形的或無形的,似乎都有操縱氛圍的能力,遺憾的是都不是朝著正面功能出發,反之,都是朝著負面的方式導引！
倪敏然事件發生以後，媒體即以「臺灣自殺率 躍升世界第二位」的聳動標題，報導有關防範自殺的相關新聞，並因此被引用於競選語言中,實在令人感到錯愕!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文件(Preventing Suicide：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s)中，詳細說明媒體對自殺相關新聞的不當報導，會引發其他高危險群的模仿行為，並且強調「對社會善盡教化之責的媒體會以適當、正確與提供協助的態度來報導自殺，可以預防因自殺造成的悲劇」。
這才是媒體應該主導的社會現象,而不是讓整個環境動亂不堪!
世界衛生組織嚴格要求，媒體報導一般性自殺新聞應遵守以下原則：
＊小心而正確的解釋自殺相關統計數據
＊使用經確認且可靠來源的參考資料
＊不能因為趕時間而匆促下論斷
＊不應使用類似「全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地方」或自殺流行潮的字眼；媒體不應把自殺報導成是一種對社會、文化變遷的可理解反應。
＜結論＞
筆者認為新聞媒體報導的歪風,是可以漸漸改善的,而詳細的方法如下：
一. 閱聽人：
亦即培養媒體識讀的能力,讓閱聽人有基本判斷的能力,了解媒體的操作手法,如此就不容易受到媒體的報導所影響了，並以閱聽人改革作為出發點這樣比較容易杜絕此一歪風！
二. 媒體 ：
我國媒體缺乏同理心的報導方式,已經行之有年了,從各種社會新聞的報導就可以窺探一二了,例如徐子婷自殺案等,讓受害者家屬心靈受到媒體無情的重創,當類似的新聞事件再次發生時,又會舊事重提,如果媒體都能站在相同立場 去替筆下的人物著想,報導的殺傷力,必定會減低,而在報導負面新聞時,仍然不要忘記媒體該負起的社會責任,以導正社會風氣為前提,不該只是去揣測種種自殺的原因,甚至流於怪力亂神之說。
三社會 ：
我國政府未來必須正視心理疾病的問題,並且請來專家學者經營智庫,把這樣的扭曲的社會現象予以杜絕,筆者認為我們必須從自我開始做起,多去關心身邊的人,政府方面應該設立一些免費的心理諮詢中心,從一般的社區開始做起,,再漸漸擴及鄉鎮市區,漸漸讓一般社會大眾養成檢視自我心靈的習慣,漸漸去改變台灣人對於心理疾病的刻板印象,才是當務之急!
＜心得＞
筆者認為媒體報導自殺新聞時,對於自殺事件必須避免感性的描述，尤其是知名公眾人物自殺事件的報導,絕對避免針對自殺方法以及如何獲得自殺工具的過程詳細描述,不應把自殺個案的原因過度單純化；也不應把自殺描繪成解決個人問題的方法,報導的重點應該針對自殺者家屬的影響,而不是把自殺者描繪成英雄人物或烈士。
另外，對自殺的報導應同時提供民眾尋求心理衛生服務資源的訊息。
國內的自殺問題的確不可輕忽，衛生署已經規劃長期的自殺防治行動方案，其中有關請求媒體工作者配合，也是防治工作的重點項目之一，衛生署再度提醒大家，每個人多多關心自己週遭的親友，對於出現自殺意圖警訊者，應該迅速協助其尋求專業人員的協助。
筆者也期待媒體朋友們在報導自殺新聞時，能夠參考世界衛生組織所提供的準則，不但可以避免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更能進一步為全民的自殺防治工作盡一份心力。
＜參考文獻＞
一.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１９７５,志文出版社
台灣媒體報導社會新聞在近幾年裡引發了各界相當大的爭議,藝人倪敏然的自殺新聞,從發生到結束整整在媒體的版面上炒了一個月之久不曾停過,隨後也帶起了一股自殺風潮,媒體究竟是不是扮演著自殺行為的催迫者,或者媒體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關鍵字＞
涵化理論
同理心
圖爾幹效應
世界衛生組織
文化變遷
心理衛生服務資源
＜內容＞
壹.影響：
筆者認為新聞媒體在這次的自殺報導上,的確有不當之處,影響的層面分析如下：
一. 閱聽人：
台灣媒體的躁進情形相當嚴重,倪敏然的事件爆發以後,各種人云亦云的報導,接踵而來,缺乏深度的報導,只會以大篇幅或接力式的方式報導,使得閱聽人在無形之中容易與現實生活相互共鳴,而產生了一股煙囪效應,傳播學者Gerbner所提出的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對於電視效果的研究,認為電視取代了人們的人們其他的活動,成為資訊、觀念、意識的主要來源,經由電視灌輸了一套共同的世界觀、角色認同與價值體系,而以研究證實了電視對於閱聽人的確有潛移默化之效。
二.媒體：
新聞媒體在這次的新聞報導上過度把自殺的動機給合理化了,甚至又把自殺的整個過程巨細靡遺的報導出來,不但沒有正面的教育意義,反而給人有仿效的機會,不斷的揣測自殺的動機、原因、過程不但對於死者不敬,也傷害了自殺家屬的心,媒體缺乏同理心的報導原則,也造成了二度的傷害!
三.社會：
世界上各國對於自殺行為都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中國就會被認為是不忠不義的行為,但是在日本卻是把自殺行為給美化了(武士道精神),而這些文化的不同,卻也影響著社會層面,但是要如何遏止自殺的風氣,也許是花再多的社會成本也換不來的吧！
四.圖爾幹效應：
筆者將以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著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作為討論,本書描述一個相當優秀的青年的悲觀經歷,藝術性的揭露了當時社會的腐敗現象及弊病根源,同時也表達了年輕人嚮往的愛情以及追求美好的生活.,書中主角只有維特和綠蒂兩人;全書以維持不幸的戀愛經驗,最後因為綠蒂有了未婚夫,最後維特選擇了自殺的方式了結一生,從少年維特的煩惱中,我們看到了自殺行為的演譯方式,與他整個心路歷程,而這本書把自殺的行為給合理化,強調人失意時,會痛苦,會墮落,會找不到人生方向,最後解決的方式就是自殺.,這本書確實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貳.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媒體在報導各類新聞時,已經可以主導了各種社會現象,不論是有形的或無形的,似乎都有操縱氛圍的能力,遺憾的是都不是朝著正面功能出發,反之,都是朝著負面的方式導引！
倪敏然事件發生以後，媒體即以「臺灣自殺率 躍升世界第二位」的聳動標題，報導有關防範自殺的相關新聞，並因此被引用於競選語言中,實在令人感到錯愕!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文件(Preventing Suicide：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s)中，詳細說明媒體對自殺相關新聞的不當報導，會引發其他高危險群的模仿行為，並且強調「對社會善盡教化之責的媒體會以適當、正確與提供協助的態度來報導自殺，可以預防因自殺造成的悲劇」。
這才是媒體應該主導的社會現象,而不是讓整個環境動亂不堪!
世界衛生組織嚴格要求，媒體報導一般性自殺新聞應遵守以下原則：
＊小心而正確的解釋自殺相關統計數據
＊使用經確認且可靠來源的參考資料
＊不能因為趕時間而匆促下論斷
＊不應使用類似「全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地方」或自殺流行潮的字眼；媒體不應把自殺報導成是一種對社會、文化變遷的可理解反應。
＜結論＞
筆者認為新聞媒體報導的歪風,是可以漸漸改善的,而詳細的方法如下：
一. 閱聽人：
亦即培養媒體識讀的能力,讓閱聽人有基本判斷的能力,了解媒體的操作手法,如此就不容易受到媒體的報導所影響了，並以閱聽人改革作為出發點這樣比較容易杜絕此一歪風！
二. 媒體 ：
我國媒體缺乏同理心的報導方式,已經行之有年了,從各種社會新聞的報導就可以窺探一二了,例如徐子婷自殺案等,讓受害者家屬心靈受到媒體無情的重創,當類似的新聞事件再次發生時,又會舊事重提,如果媒體都能站在相同立場 去替筆下的人物著想,報導的殺傷力,必定會減低,而在報導負面新聞時,仍然不要忘記媒體該負起的社會責任,以導正社會風氣為前提,不該只是去揣測種種自殺的原因,甚至流於怪力亂神之說。
三社會 ：
我國政府未來必須正視心理疾病的問題,並且請來專家學者經營智庫,把這樣的扭曲的社會現象予以杜絕,筆者認為我們必須從自我開始做起,多去關心身邊的人,政府方面應該設立一些免費的心理諮詢中心,從一般的社區開始做起,,再漸漸擴及鄉鎮市區,漸漸讓一般社會大眾養成檢視自我心靈的習慣,漸漸去改變台灣人對於心理疾病的刻板印象,才是當務之急!
＜心得＞
筆者認為媒體報導自殺新聞時,對於自殺事件必須避免感性的描述，尤其是知名公眾人物自殺事件的報導,絕對避免針對自殺方法以及如何獲得自殺工具的過程詳細描述,不應把自殺個案的原因過度單純化；也不應把自殺描繪成解決個人問題的方法,報導的重點應該針對自殺者家屬的影響,而不是把自殺者描繪成英雄人物或烈士。
另外，對自殺的報導應同時提供民眾尋求心理衛生服務資源的訊息。
國內的自殺問題的確不可輕忽，衛生署已經規劃長期的自殺防治行動方案，其中有關請求媒體工作者配合，也是防治工作的重點項目之一，衛生署再度提醒大家，每個人多多關心自己週遭的親友，對於出現自殺意圖警訊者，應該迅速協助其尋求專業人員的協助。
筆者也期待媒體朋友們在報導自殺新聞時，能夠參考世界衛生組織所提供的準則，不但可以避免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更能進一步為全民的自殺防治工作盡一份心力。
＜參考文獻＞
一.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１９７５,志文出版社
大眾媒介與社會：台灣政媒兩棲的問題
<摘要>
台灣的政治環境頗為複雜,主要分為國民黨（泛藍）與民進黨（泛綠）兩黨, 選民結構兩者為六比四,而在差距不大的數字裡,爭取人民的支持則成為擴大政治版圖的唯一方法,而媒體在本質上有其傳播（推波助瀾）的特性,自然就會受到政治人物廣泛的利用,而針對台北市議員王育誠的腳尾飯事件就是分析政媒兩棲的典型例子。
＜關鍵字＞
風向球
躁進新聞
第四權
守望功能
政媒兩棲
黨政軍三退
＜內容＞
筆者針對此一事件提出以下的看法,並且分述如下:
壹. 影響
一. 政治面：
亦即造成政治把媒體當工具,政治人物利用傳播媒體達成特定的目的,而最常見的就是政治人物丟出一顆風向球讓媒體代為轉達,進而分析後續的種種發展,伺機窺探民意,而不必運用個人(政黨)名譽去作為賭注。 而王育誠即是利用了自己身為媒體的優勢,企圖替自己在政治上的作為加分, 進而偽造新聞,達到目的。
二. 媒體面：
亦即造成媒體把政治當專業,市場導向的新聞原則,媒體可以說是 草木皆兵,已經完全不考慮新聞來源的正確與否,一股躁進的新聞文本在台灣 媒體的環境中正持續發燒著,現在媒體對於新聞來源的處理上,根本就是有聞 必錄,不經查證,遭受利用還渾然不知。
三. 閱聽人：
經過此一事件以後,閱聽人因為媒體形象的嚴重受損,可能會導致 社會大眾對於大眾媒體產生極度不信任感,進而導致對政治的失望,政治是國家 維持運作的基礎,而媒體又是在行政、立法、司法行使之外的第四權,具有監督 社會的責任,嚴重性可想而知!
四. 社會面:
社會與媒體本是一體兩面,有如雙面韌一般,而此事件卻讓兩邊都受到 傷害,媒體的公信力也漸漸喪失,也造成了社會的恐慌,讓人聯想起在過去有眾多媒體因為缺乏檢視新聞來源而發生的錯誤報導的例子(例如中廣童丐事件),台灣的新聞媒體似乎完全沒有記取教訓,而重蹈覆轍!
我們的社會是經不起一再的衝擊的,不能只是挨打,我們要利用媒體形成一個防禦的機制,但是現在媒體該有的守望功能卻已經蕩然無存,變成了謠言製造的本源,的確值得大家省思!
貳.分析
台灣政媒兩棲的現象在受到台灣傳播委員會(NCC)所提出的黨政軍三退政策之後,會有怎樣的變化,才是我們所關心的議題,筆者整理如下：
一.本質面 :
(一)政媒兩棲 :
台灣政媒兩棲的現象已經行之有年了,名人現象的迷思,在現今媒體的文本裡仍然是清晰可見的,政治人物的群眾魅力就與媒體的利益關係畫上了等號,政治人物需要自我行銷,媒體需要名人背書,兩者有如小丑魚與海葵的關係般共生共存!
(二)黨政軍三退：
亦即是為了促進廣播、電視事業之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保障公眾的視聽 權益,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特製定本法,而在未來由NCC獨立超然行使職權,前項在組織法律尚未行使之前,廣播、電視事業與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新聞局,法律行使之後由NCC主導。
二.影響面：
(一)政媒兩棲 :
亦即利用媒體作為政治角力的工具,犧牲了公眾的權利,政治方面將會使得亂象叢生,媒體方面將會漸漸失去站在全民利益思考的立場,而只是偏向某個特定政治人物(黨派)的利益。
(二)黨政軍三退：
即可淨化媒體,將在一個公共領域的思維邏輯下主導,漸漸與人民的公共事務相結合,徹底讓媒體專權獨立,才能真正做到堅智的工作,如此才能真正堅守專業意理,重塑媒體形象。
三.法律面：
(一)政媒兩棲與黨政軍三退：
繼去年修法規範黨政軍退出媒體後，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初審通過廣電三法修正案，禁止政治人物「政媒兩棲」主持廣播電視之新聞性節目或時事評論工作，以及禁止政黨及政府利用媒體進行置入性行銷,而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民營廣播、電視的事業。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兩者是一體兩面,政媒兩棲的問題必須有賴ＮＣＣ所提出的黨政軍三退才能有效的整頓台灣的媒體。
參.結論
一.個人道德：
傳播的力量本就是無遠弗屆的,每一位閱聽人都有可能是意見領袖,藉此影響身邊的人,如果從個人的內心出發,讓傳播行為也能注重道德,對於消息來源要追根究底,不要以訛傳訛！
二.社會制約：
我們可以依賴社會的中道力量,例如閱聽人媒體監督聯盟,抵制惡質的媒體,把媒體的使用權回歸於社會大眾,這才是我們所樂見到的,並以社會為一個有效的防禦機制,讓那些帶有政治目的的媒體得到該有的懲處,不再利用閱聽人!
三.法律限制：
立法院廣電三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的修正,明定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但是政治人物，在廣播、電視台製作主持政論性節目未被禁止，政媒兩棲、角色不分的情形不斷引起爭議。加上政府和政黨的一些置入性行銷節目影響政黨的公平競爭，因此再度提案修正廣電三法修正草案。此舉被視為是政治力退出媒體的改革。
＜心得＞
台灣政媒兩棲的現象,讓台灣傳播委員會(NCC)所提出的黨政軍三退的議題,引發了各界熱烈的討論,究竟執行的成效如何,我們靜觀其變,然而政媒兩棲到底要以什麼角度去定位,才是根本的問題。
筆者認為政媒兩棲仍然有可取之處,如果可以利用媒體,窺探民意,進而在政治上能有所作為,便是一個良性的互動,例如王育誠所主持的社會追緝令,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以揭弊作為節目的主軸,企圖深入民間,引發共鳴,讓小老白姓的心聲也能讓政府官員聽到,而不是躲在象牙塔裡而已!
然而不幸的是一但政治與媒體有了利害關係時,就會產生微妙的變化,例如王育誠以弊揭弊的行為,就是在利益的考量下.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不但賠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嚴重的損害了媒體的形象。
筆者認為既然人性無法檢驗,政媒兩棲是利是弊也就變成未知數了,最後或許黨政軍三退,才能真正的抑止這類的亂象吧！
＜參考文獻＞
廣電三法修正案第１條、第３條、第４條、第５條。
台灣的政治環境頗為複雜,主要分為國民黨（泛藍）與民進黨（泛綠）兩黨, 選民結構兩者為六比四,而在差距不大的數字裡,爭取人民的支持則成為擴大政治版圖的唯一方法,而媒體在本質上有其傳播（推波助瀾）的特性,自然就會受到政治人物廣泛的利用,而針對台北市議員王育誠的腳尾飯事件就是分析政媒兩棲的典型例子。
＜關鍵字＞
風向球
躁進新聞
第四權
守望功能
政媒兩棲
黨政軍三退
＜內容＞
筆者針對此一事件提出以下的看法,並且分述如下:
壹. 影響
一. 政治面：
亦即造成政治把媒體當工具,政治人物利用傳播媒體達成特定的目的,而最常見的就是政治人物丟出一顆風向球讓媒體代為轉達,進而分析後續的種種發展,伺機窺探民意,而不必運用個人(政黨)名譽去作為賭注。 而王育誠即是利用了自己身為媒體的優勢,企圖替自己在政治上的作為加分, 進而偽造新聞,達到目的。
二. 媒體面：
亦即造成媒體把政治當專業,市場導向的新聞原則,媒體可以說是 草木皆兵,已經完全不考慮新聞來源的正確與否,一股躁進的新聞文本在台灣 媒體的環境中正持續發燒著,現在媒體對於新聞來源的處理上,根本就是有聞 必錄,不經查證,遭受利用還渾然不知。
三. 閱聽人：
經過此一事件以後,閱聽人因為媒體形象的嚴重受損,可能會導致 社會大眾對於大眾媒體產生極度不信任感,進而導致對政治的失望,政治是國家 維持運作的基礎,而媒體又是在行政、立法、司法行使之外的第四權,具有監督 社會的責任,嚴重性可想而知!
四. 社會面:
社會與媒體本是一體兩面,有如雙面韌一般,而此事件卻讓兩邊都受到 傷害,媒體的公信力也漸漸喪失,也造成了社會的恐慌,讓人聯想起在過去有眾多媒體因為缺乏檢視新聞來源而發生的錯誤報導的例子(例如中廣童丐事件),台灣的新聞媒體似乎完全沒有記取教訓,而重蹈覆轍!
我們的社會是經不起一再的衝擊的,不能只是挨打,我們要利用媒體形成一個防禦的機制,但是現在媒體該有的守望功能卻已經蕩然無存,變成了謠言製造的本源,的確值得大家省思!
貳.分析
台灣政媒兩棲的現象在受到台灣傳播委員會(NCC)所提出的黨政軍三退政策之後,會有怎樣的變化,才是我們所關心的議題,筆者整理如下：
一.本質面 :
(一)政媒兩棲 :
台灣政媒兩棲的現象已經行之有年了,名人現象的迷思,在現今媒體的文本裡仍然是清晰可見的,政治人物的群眾魅力就與媒體的利益關係畫上了等號,政治人物需要自我行銷,媒體需要名人背書,兩者有如小丑魚與海葵的關係般共生共存!
(二)黨政軍三退：
亦即是為了促進廣播、電視事業之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保障公眾的視聽 權益,增進公共利益與福祉,特製定本法,而在未來由NCC獨立超然行使職權,前項在組織法律尚未行使之前,廣播、電視事業與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新聞局,法律行使之後由NCC主導。
二.影響面：
(一)政媒兩棲 :
亦即利用媒體作為政治角力的工具,犧牲了公眾的權利,政治方面將會使得亂象叢生,媒體方面將會漸漸失去站在全民利益思考的立場,而只是偏向某個特定政治人物(黨派)的利益。
(二)黨政軍三退：
即可淨化媒體,將在一個公共領域的思維邏輯下主導,漸漸與人民的公共事務相結合,徹底讓媒體專權獨立,才能真正做到堅智的工作,如此才能真正堅守專業意理,重塑媒體形象。
三.法律面：
(一)政媒兩棲與黨政軍三退：
繼去年修法規範黨政軍退出媒體後，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初審通過廣電三法修正案，禁止政治人物「政媒兩棲」主持廣播電視之新聞性節目或時事評論工作，以及禁止政黨及政府利用媒體進行置入性行銷,而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民營廣播、電視的事業。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兩者是一體兩面,政媒兩棲的問題必須有賴ＮＣＣ所提出的黨政軍三退才能有效的整頓台灣的媒體。
參.結論
一.個人道德：
傳播的力量本就是無遠弗屆的,每一位閱聽人都有可能是意見領袖,藉此影響身邊的人,如果從個人的內心出發,讓傳播行為也能注重道德,對於消息來源要追根究底,不要以訛傳訛！
二.社會制約：
我們可以依賴社會的中道力量,例如閱聽人媒體監督聯盟,抵制惡質的媒體,把媒體的使用權回歸於社會大眾,這才是我們所樂見到的,並以社會為一個有效的防禦機制,讓那些帶有政治目的的媒體得到該有的懲處,不再利用閱聽人!
三.法律限制：
立法院廣電三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的修正,明定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但是政治人物，在廣播、電視台製作主持政論性節目未被禁止，政媒兩棲、角色不分的情形不斷引起爭議。加上政府和政黨的一些置入性行銷節目影響政黨的公平競爭，因此再度提案修正廣電三法修正草案。此舉被視為是政治力退出媒體的改革。
＜心得＞
台灣政媒兩棲的現象,讓台灣傳播委員會(NCC)所提出的黨政軍三退的議題,引發了各界熱烈的討論,究竟執行的成效如何,我們靜觀其變,然而政媒兩棲到底要以什麼角度去定位,才是根本的問題。
筆者認為政媒兩棲仍然有可取之處,如果可以利用媒體,窺探民意,進而在政治上能有所作為,便是一個良性的互動,例如王育誠所主持的社會追緝令,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以揭弊作為節目的主軸,企圖深入民間,引發共鳴,讓小老白姓的心聲也能讓政府官員聽到,而不是躲在象牙塔裡而已!
然而不幸的是一但政治與媒體有了利害關係時,就會產生微妙的變化,例如王育誠以弊揭弊的行為,就是在利益的考量下.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不但賠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嚴重的損害了媒體的形象。
筆者認為既然人性無法檢驗,政媒兩棲是利是弊也就變成未知數了,最後或許黨政軍三退,才能真正的抑止這類的亂象吧！
＜參考文獻＞
廣電三法修正案第１條、第３條、第４條、第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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